(相关资料图)

上海话里有没有“包子”“馒头”的称呼引起讨论,其实上海西南农村几十年前就有这样的称呼。

这段时间,上海滩在为“包子”“馒头”的名称讨论,甚至争论,有的认为上海人分不清包子和馒头,有的索性说上海话中没有包子一词。而《上海方言词典》也只有“馒头”词条,释义是“馒头和包子的统称,包括有馅的和无馅的。”这似乎说明上海话中没有“包子”,但我要强调的是,上海方言中另有“大包子”一词,词义是没有馅的“馒头”,几十年前,上海西南农村就是这样称呼的,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上海农村虽然小麦和水稻一直都有种植,但日用口粮却历来以稻米为主。1950年代前,农村没有加工面粉的地方,农民也基本不吃面食,特别是不会将“馒头”当主食。若要吃顿面条,一是去镇上买“水面”(现制挂面,卷制面很晚才出现),二得自己动手用面杖擀(方言称“剁面”),故方言中一直有这些词语,我家的面杖也一直保留到1980年代。对“馒头”(此处不分有馅无馅)一直敬而远之,且因都不会发酵、溲面,家里也不备蒸笼,自己不会去做。我还一直记得曾经的一件趣事,那是1950年代前期,老宅上曾先后驻扎过两队解放军,分散住在百姓家里,我家里还住过一个班。解放军吃饭是蹲在地上围成圈的,也经常吃没有馅的“馒头”,小孩们经常会围着看,他们就会送给小孩吃。小孩拿到后,自然会拿给父母亲,这时“趣事”来了:大家吃不惯,也不爱吃,仅将“皮”撕下来先吃掉,其他部分再慢慢吃。解放军送的那种东东,父母亲们叫它“大包子”。翻检过去记录,十五岁时,我就曾记到“(食堂)工作人员就叫大家尽量多吃(水饺),还有的就吃大包子。”这是办起人民公社第二年(1959年)的事,农村大办食堂,集中供餐,吃饭还不要钱。那天食堂既做了水饺,又做了大包子。因大家没有经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结果,水饺做多了,而有的人吃的大包子,就是没有馅的“馒头”。

在我的资料库中,有吴语文学作品中“大包子”的两次记载,一是上海佚名小说《海上花魅影》中的,按序言所言,“考书中事迹,盖亦成于光绪年间者”,例句是“宋中叫跑堂的买了些葱油烧饼、鸡肉、大包子等物,各人吃过。”(第二回)虽然光凭这3个字,无法判定其有馅无馅,但至少说明方言词“大包子”已经在社会上使用了。还有一例是创作《上海春秋》等小说的苏州籍作家包天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请李先生,站在从饭厅到斋舍的通道中,一个一个的搜检,搜出了一大堆。因为他们所穿的大褂子,袖口有一尺多宽,藏几个大包子在内中,还绰绰有余地呢。”(《钏影楼回忆录》)包天笑在光绪廿九年(1903年)后到山东青州教书时,看到学生暴殄天物,吃饭时偷偷把大包子带回宿舍后却任意糟蹋,丢在墙角,任它霉烂,他就派人搜检。例句中虽也没有写明“大包子”有馅无馅,但书中此前有个说明,“大包子”是指馍馍(作者将右边的“莫”写成“磨”字),而“馍馍”是没有馅的。包天笑小说里吴语词用得很多,这里他也用上了。

1990年代以来,外来人口在上海城乡大量增加,带来了各地的小吃,也带来了各地的方言,“馒头”“包子”的不同理解、叫法长期并行,这必然会影响到“大包子”一词的存在,甚至会逐渐被淡出。但上海农村方言中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常用新词:淡馒头,这表明还是没有完全接受“包子”是有馅的“馒头”的外来说法。当然,年纪大的乡亲有时仍然还会叫“大包子”。(褚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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