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西周时，楚国第六代国君熊渠制定了向南拓展的战略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之地，后向睢山、荆山发展，沿着丹水而下拓展至汉水流域。北面是强大的周王朝，楚国虽臣服于周，却与周王室冲突不断，周昭王也因讨伐楚国而死在楚地。国力弱小的楚国为了避免与周王朝再起冲突，将目标放在了南方。熊渠制定了民族包容政策，尊重周边民族的习惯和文化，使楚国融入其中。十几年的发展，楚国逐渐成为拥有广袤土地和众多人口的大国。
在西征庸国、东下杨越、进军鄂地之后，拥有今湖北大部分地区的楚国，俨然是南方一大强国。熊渠更是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事；他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与北面的周天子平起平坐。按周朝礼制，只有周天子能称王，诸侯按照级别只能称公、侯、伯、子、男。熊渠本是子爵，现在直接僭越为王，这是周朝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诸侯僭越封王的事件，当时没人敢这样做，而熊渠还一下封了三个。在《史记·楚世家》中他还留下了一句怒吼：“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资料图)
楚国是先秦时期的大国，与秦国一样，楚国最早是被排斥在中原正统诸侯之外的小国。但楚国凭借发展终成南方第一大国，其后汉王朝更是，将楚国文化的烙印镶进中国文化中。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授张宏杰曾为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近日他的新作《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更是重新审视楚国这八百年来的历史进程，审视楚国与华夏文明开拓与融合的过程。如同《楚辞》与《离骚》，读者可以从楚国的兴亡中看到，被文明排斥的“蛮夷”如何创造出了影响后世，同时也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
《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 张宏杰 著 天地出版社
“蛮夷”的努力
西周末期，周幽王的无道统治引起内乱与外族入侵，继任者周平王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迁往洛邑。在后人的眼中，这标志着西周的灭亡，东周的开始，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周天子不再有协调天下诸侯的能力了。大小的诸侯开始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宫廷内乱不断，同时中原国家抵抗外敌的能力也被内忧消耗了，周边的少数民族抓住机会，向中原逼近。楚国趁此脱离了中原王朝的视野，沿着长江流域扩展自己的实力，绞国、罗国、权国、申国、随国、息国等国家在百年间不是被灭就是臣服于楚国，楚国的不断逼近让中原诸国感到了威胁。
北面骚动的戎狄与南面意图北上的蛮夷，让中原文明岌岌可危，《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就曾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南北夹击之下，中原文明就像一根细线一样，几乎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孕育而生，这就是取代周王室重新将诸侯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部危机的“霸主”政治。
公元前659年至前657年，楚国连续三年攻打郑国，郑国岌岌可危。当时中原国家的霸主齐桓公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国虽然近年来表现强势，但面对着中原国家的联合也有些招架不住。而齐桓公这边也并非要灭掉楚国，更多的是军事震慑，告诉楚国，中原国家不再是一盘散沙了，而是互相帮助的。最后双方都找了个台阶，楚国表示臣服，齐桓公高抬贵手，平息了这次冲突。楚国的北上势头遭到扼制，直到齐桓公去世，楚国再也没有贸然北上。
楚国北上的失败，也让他们意识到了中原文明的强大，虽然楚国曾说自己是蛮夷，但对于中原一直是有向往的，一直希望能得到中原诸国的承认。但我们从史料上看，对于早期楚国的各种记载大多是蔑视的，这让楚国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既仇视怨恨那些蔑视排挤自己的中原诸国，又希望得到他们的承认。这让楚国在一条独特的路上加速中原化的进程。作者在书中详细讲述了楚人为此而做出的努力，尤其是楚庄王的称霸，书中从各个方面讲述这一时期楚国的强大，尤其是在礼仪、文明方面，楚人甚至还高于中原诸国，已与蛮夷的称呼相去甚远。
漆木虎座凤架鼓，2002年湖北枣阳出土，它是迄今为止楚墓出土的虎座凤架鼓中最完美的一件。
还是输给了秦
春秋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尊王攘夷，尤其是在楚国的威胁下中原文明开始积极自救；中期晋楚争霸，几乎所有诸侯国都笼罩在晋国与楚国长期的对峙抗衡中；后期吴越崛起，这两个国家的强大也是由于楚国的刺激而导致的。可以说整个春秋是围绕着楚国而延伸出各种历史交集的。
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位置逐渐被秦国所取代，在那个各国都寻求变法图强的时代，吴起变法的中途而废，注定了楚国将在战国竞争中落后。韩非子曾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吴起变法的失败，商鞅变法的成功，让楚国和秦国的地位反转了过来。
书中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两国差距归咎于各自的变法，而是深挖在同一个理论基础，细节也大多相似的变法母本下，为什么秦人能成功楚人却失败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展现出两国文化、思想以及国民性的不同。
表面上各国中秦国与楚国最为相似。秦人、楚人都宣称是颛顼的后代，楚人生活在南方深林之中，秦人生活在西北水草之间。两国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自己自强不屈的精神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两个国家都得不到中原文明的承认，被排斥在圈子之外。相比之下秦国比楚国要落后得多，蛮夷化也更深，也因此，秦国对于中原文明态度不温不火，这种对中原文明态度的不同影响了两国日后的发展。
在秦穆公努力接触中原文化，希望中原诸国的接纳失败后，他便转向西方，吸纳学习戎狄文化，开始讲究更为粗暴和野蛮的力量。对强权的崇拜和更为功利实用的思想代替了中原诗书礼乐的教条，这恰恰与后来的法家思想不谋而合。
楚国也经过野蛮发展的阶段，但是楚人的向南发展是被迫的，最终目的还是向北走。楚文化的特性是开放、兼容和富有创造力的。面对南方的诸国，楚国除了镇压、杀戮之外，更多采取的是怀柔政策。灭了他人之国，楚人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在史料中从没发现楚国在战争中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的记录。正是楚国表现出的强烈人道主义精神，让楚国逐渐进入中原文化的腹地。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入楚地却不入秦地，或许也说明了什么。
当时的秦国限制工商业、奖励耕战，是希望将秦国打造成为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而楚国此时却在文化方面不断突破。然而战国时代有别于春秋，文明和认同不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象征，武力吞并其他国家才是目标，这也注定了楚国的悲剧。
人物御龙帛画。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此帛画为丧葬中使用的“魂幡”。
终是楚人灭秦
秦大一统后，虽以武力征服诸国，但军国主义体制无法处理和平。只有一套政治思想的秦国，只能继续深化推行法家思想，将六国变为秦国。秦国政治一元化和暴力决定一切的倾向被加强，急功近利、轻精神重物质成为秦文化中的弊病。
楚国社会本是散漫的，因而能孕育老子、庄子的思想，秦国官吏来了之后，为了推广秦国文化，践踏楚地旧俗，带着胜利者的傲慢，对楚人欺压至极。楚地出现大量的逃亡，盗贼和小规模叛乱时有发生，秦国更是加大了对楚地的控制。如此才有了后来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不约而同走向了反秦的道路。
无论是“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还是民间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都足以见得，秦统一后楚依旧强大的影响力。楚国的旧贵族和平民比其他国家的遗民更积极更坚决地反对秦国。秦国的法家制度太不合适楚国，而且楚国在战国各国中王室世系最为久远，不曾断绝过。当流落民间的楚怀王之孙被找到后，很快地就聚集起强大的反秦力量。
刘邦建立的汉朝虽然承袭秦制，但方方面面都显示出楚文化的特点。比如楚人称为火神祝融氏后裔，而刘邦则自称“赤帝子”，“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而汉初奉行的黄老之术，也是楚文化的体现，是楚国所孕育的思想及推崇的价值。宫廷中流行的楚歌、楚舞成为汉代的流行文化，楚人对女性之美的定义，也形成人们对于女性形象的标准。楚声中常用的虚词“兮”，在汉代诗歌、赋词中，屡次被使用，文章中夸张浪漫的手法也承袭自《楚辞》，直到现代依旧影响着文学创作。
书中还提到，近年来在湖北、湖南楚墓中出土的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有着典型的地中海文化的特点，通过科学仪器分析，人们发现这种玻璃珠是钠钙化合物，而早期的中国玻璃都是铅钡化合物，不可能出现钠钙玻璃。因此，考古学家推测这些“蜻蜓眼”是西方的舶来品，也就是在先秦时期楚国就已经和西方存在着交流，这要比张骞出塞至少还要早4个世纪。属于战国时期的江陵望山2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人骑骆驼铜灯，无独有偶在湖北荆门后港楚墓中也出土过一盏相似的人骑骆驼灯。在楚国那样遍布沼泽和荆棘的地方，不会出现骆驼这种动物，但骆驼形象却多次出现在楚人的生活装饰中，可见楚人足迹之广和其开放接纳异国文化的程度。
曾侯乙墓和湖南墓葬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
人骑骆驼铜灯
细看楚国史，中华文明的初始似乎不仅仅是来源于黄河流域以及中原地带，那些包括楚国在内，被称为“南蛮”的长江流域的诸多人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模样。（责任编辑：陈梦溪）
